为“孝”立法折射对官员的人格期待据《成都晚报》2004年10月6日报道，一名叫李宗发的律师，慎重地向四川省人大提交了一份《四川省父母子女家庭关系规定》即《孝法》的立法草案建议稿，呼吁能为“孝”立法，让子女尽“亲情孝敬、奉养”义务，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公务员录用以“孝”为先。立法草案中提到：“本省招收、聘用、晋升公务员、领导干部，必须审查其孝敬、赡养父母情况，并以此作为衡量审查其品行是否端正的第一前提。”根据这部《孝法》建议稿，对于谩骂、冻饿、凌辱、殴打、遗弃父母的，将终身不得录用和晋升。已改正并表现优秀的，需父母推荐，方可予以考虑录用、晋升，但不得优先录用、晋升。李宗发还表示，乡政府、村委会、街道办事处、居民委员会等对辖区内亲情文明建设负有不可推卸责任。应将辖区范围内谩骂父母者记录在案，对谩骂父母两次以上或殴打、冻饿、凌辱父母者，应向有关部门报案或支持起诉。孝敬、赡养父母风气不好的，街道办事处等的基层领导干部不得连任、晋升或平调。把孝道作为官员升迁考核的标准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。汉武帝以后，“孝”就逐渐成为朝野臧否人物的重要标准，也是孝道规范开始形成的显著标志。从汉武帝之后，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，不少是孝子出身。但是将“孝”的道德标准引入现代公务员管理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阅读案例，回答下列问题：

对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公务员而言，对“孝”的个人道德偏好属于（）。

本案例中提案人将“孝”作为公务员管理的重要标准，是试图将个人立场中的角色道德要求转变为（）。

在私人领域，个人总是会偏向情感最深的群体，如家庭成员、朋友等，表现为孝道、亲情、义气等等，这是因为从个人立场观察世界时，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强烈的（）。

俗语说：“忠”、“孝”不能两全。这是因为角色道德要求在经历从“私人领域”向“公共领域”转变的过程中，充满着（）。

现代公共行政活动的发展，确实需要不断提升行政个体的道德水平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从全社会的立场审视行政行为的道德价值，因为公共行政活动的最终目的是（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