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世纪70年代末，一位英国人写道：“一个重庆商人如果要在上海采办洋货，他可以到一个钱庄„„押借一笔款项，„„（然后）将订货单寄给他在上海的代理人；钱庄经理也通知与他有关系的上海钱庄或其分庄，由后者向洋行或其中国的代理人处支付这笔款项。”由此可见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