阅读施蛰存《纪念傅雷》中的一段文字：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，我已经在里弄里被“示众”过了。想到傅雷，不知他这一次如何“怒”法。就在一个傍晚，踱到他门口去看看。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，门窗紧闭，真是“鸦雀无声”。我就踱了回家。大约在九月十日左右，才知道他们两妇已撒手西归，这是怒庵的最后一“怒”。为什么说这是他的最后一“怒”？